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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在上海

　　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段常常被人传颂的佳话。“南陈”是指陈独秀，安徽怀宁人；“北李”名作李大钊，河北乐亭人。更往深处讲，所谓“南陈北李”中的南、北之别，其实不仅是陈、李两人籍贯，更加指向的是他们两人活动主要所在的城市，一处是上海，一处是。是明清的帝都，上海乃各国之租界，城市品格不同，生活氛围迥异，近代中国的“双城记”也是百年回望革命岁月，深入理解时代伟人的另一个绝佳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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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陈独秀人生事业发展与上海这座通商大埠密切关联。陈独秀一生高光时刻，从1915年9月他创办青年杂志始，至1932年10月被押解南京离沪止，其间除去3年任职大学文科学长外，17年间约有14年在上海度过。从此一简单数据即可见，上海在陈独秀生命中的分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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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赴沪办报初试啼声陈独秀清光绪五年八月廿四日（1879年10月9日）辰时诞于安徽安庆北门后营，前往南京乡试之前，都是在山城小市“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”里度过，学的也不外乎是四书五经。陈独秀1897年，年仅18岁的陈独秀写下了洋洋洒洒7000余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，文章旁征博引，文风气势磅礴，这位少年头脑中之思想早已溢出安庆城，溯着这条“东半球最大之水道”，论及“扬子江口”，谈崇明、谈吴淞、谈川沙，唯独不谈外国租界。其实我们若是细细品读，就会发现言辞之间每每论述长江防务之对象时，所谓“大敌”“外侮”“欧西之铁甲”，无一不与上海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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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年后，江南乡试之旅彻底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轨迹。“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件大事，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，大家仍旧在梦中”，年近花甲的他依然清晰地记得40年前那几天的考试一幕幕荒谬景象：“考头场时，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，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，全身一丝不挂，脚踏一双破鞋，手里捧着试卷，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，走着走着，脑袋左右摇晃着，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，念到最得意处，用力把大腿一拍，跷起大拇指叫道：‘好！今科必中！’”这一幕让陈独秀忘记了科考，足足“看呆了一两个钟头”，由徐州大胖子一人联想到所有考生“这班动物”得了志后，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的悲惨情景，最后不由感叹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！这便是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最大动机。他那时还未曾到过上海，只是“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”。因为南京给陈独秀留下最深刻城市的印象是“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”，他就“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”……（陈独秀：实庵自传）弱冠成年的陈独秀很快就有了亲眼见识上海“城门”的机缘。1898年起，陈独秀多次路经上海，奔赴东北、东渡日本，但究竟有多少次在此中转，停留几日，有何见闻，苦于没有任何史料留存，各种传记、著作鲜有述及。上海的城门其实远不如南京城高大，后来甚至没有了城门，但它的确“热闹”，最终没有像南京那般让陈独秀失望。1903年，陈独秀再次从安徽来到上海，与章士钊、苏曼殊等人一道参与到国民日日报的创办工作中。之前他虽然也多次到过上海，但终究只是匆匆过客，此次办报乃是计划长待的，意义有所不同。国民日日报是在公共租界“昌寿里之僻楼”（据考证为新马路梅福里，今黄河路125弄）出刊的。以前办报与今日大不相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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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章士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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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了方便派报人员发行报纸，各报的馆址所在地或印刷发行点总相对集中在某一城区。考察维新时期上海新刊的报纸活动，我们就会发现，相当数量的报馆都集中在新马路及其附近。那里不仅有国民日日报，还有大名鼎鼎的时务报农学报集成报等十几家报馆。他们还是一群年轻人，上海租界物价不低，生活显得十分穷困。章士钊事后回忆道：两人蛰居，对掌辞笔，足不出户，兴居无节，头面不洗，衣敝无以易，并也不浣。一日晨起，愚见其黑色袒衣，白物星星，密不可计。愚骇然曰：“仲甫（陈独秀，字仲甫），是何物耶？”独秀徐徐自视，平然答曰：“虱耳。”其苦行类如此。（孤桐：吴敬梁启超陈独秀，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）当时正值“苏报案”事件尾声，国民日日报确为接替已被查封的苏报而创办，咸称为“苏报第二”，但细读来，这张新报纸的语调还是“舒缓”得多了，所刊的文字有时论、学术、思想介绍，以及中外、地方新闻等。因为文章作者都是匿名的，我们很难确认哪篇文章是陈独秀本人的手笔。国民日日报经营得并不成功，仅3个月又25天即告停刊了。创业失败的陈独秀不得不离开上海，回到老家，不甘心的他又张罗主办起了安徽俗话报。办此报之目的，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讲，“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”，“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，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，看了这‘俗话报’，也可以长点见识”（开办〈安徽俗话报〉的缘故，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期）。由此可见，陈独秀此时启蒙意愿之浓烈，而启蒙对象之有教无类。但因为俗话报社所在的芜湖并没有印刷厂，陈独秀不得不把编辑好的稿子寄往上海，由与他相熟的东大陆书局印刷，印好以后再寄回。安徽俗话报就这样办了不及两年，陈独秀突然选择“一定要教书去了”，也就自动停刊了。（汪原放：回忆亚东图书馆，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）其间，陈独秀曾又回过一次上海，这次来沪经历与此前迥然不同。1904年秋，他得章士钊之邀，参加了“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”（一称“爱国协会”），其目的为“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，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”。约莫一个月时间里，陈独秀日复一日地与杨笃生等革命党人一起试制炸弹。此时他还与“常来试验室练习”的蔡元培聚谈，从此两人结下深谊。天不遂人愿事十有八九，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，加之革命党人万福华在沪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事败，暗杀团机关被查抄，计划被终止，革命党人星散。（陈独秀：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；蔡元培：我在教育界的经验）创办新青年声名鹊起12年后，陈独秀37岁，中国已经没有了皇帝，但政治的局面似乎更坏了。中华民国徒有其表，尊孔复古的思潮在中国大地沉渣泛起，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鸣锣开道。陈独秀历经了“二次革命”的生死，逃亡日本，于此时再次回国，租住在了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（据考证为今太仓路119弄）。上海法租界当时刚刚扩充界址到此，原来是一大片农田的土地突然有了商业价值，房价要比法租界旧区与公共租界低廉许多，中外商贾纷至沓来，竞相“永租”建房，出租牟利，卢家湾一带的房地产业就这么兴旺起来。陈独秀所租住的吉益里，也是那批刚刚造好不及1年的一楼一底、砖木结构的里弄房子。他与阔别一年之久“忽咳血”的妻子高君曼重聚，住在21号里，一同居住的还有三个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、陈松年和大女儿陈玉莹。上海居，大不易，陈独秀的家庭负担不可谓不重，因陈延年常与他闹纠纷，家庭生活也谈不上和睦，但更让他痛心疾首的还是这个国家的持续沉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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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陈独秀认为，救中国、建共和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，而要改变思想，须办杂志。他放弃安徽舒适的生活，再次选择在上海“蜗居”，心里是有着创办一个大型出版公司兼营杂志的一揽子规划的。这个事业似乎只有在上海才能完成。此时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，全国出版业的80%以上集中在这里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，从著书、编书到印刷、发行，都相当齐备，具有其他城市无法匹敌的优势。抵达上海的第二天，陈独秀就投身于这项工作，陆续与一些同乡、好友进行商量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，这一宏大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，但出版一本杂志作为计划一部分得以先行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一揽子远期目标，1915年，群益书社才会在并无赚钱胜算的情况下，慨然投入每月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来出版青年杂志，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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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青年杂志创刊号当时上海市面上能看到期刊、报纸数不胜数，从中脱颖而出，决非一件简单的事。至于青年杂志为何不合常理，很快更名，据云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看到青年杂志出版，来信投诉，认为“群益（书社）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（周报）名字雷同，应该及早更名，省得犯冒名的错误。想不到‘因祸得福’，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”（汪原放：回忆亚东图书馆）。上海的法租界虽然秉承“出版自由”的价值，但也并非绝对安全的飞地。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新闻法明文规定：任何新闻工作者触犯了“国家安全”“社会道德”和“社会福利”都将被视为罪犯。杂志初创的第一年里，陈独秀非常小心地不直接涉及政治运动，甚至连反儒家思想运动也暂不开始，而是集中精力召唤中国青年来注意西方进步的新思想。这本启蒙杂志不再有教无类，目标读者群体是非常明确的。在首期敬告青年一文中，陈独秀解释了“新青年”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。青年是社会里最富生命力的成员，因而在社会现象中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。他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是“自主而非奴隶的、进步而非保守的、进取而非退隐的、世界而非锁国的、实利而非虚文的、科学而非想象的”（敬告青年，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）。以后数年中，陈独秀一人于上海所办的新青年，号召“民主”“科学”“反孔”和“文学革命”，以欧家尤其是法国为模范，以期使得沉落的中国能够民族复兴，快步迈向一个现代化的强国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初，即十分自信认为“只要十年、八年的功夫，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”，不承想成功来得比他预想的更快，青年杂志最初每期只印1000本；从第１卷第２号开始列出“各埠代派处”，计有49个省市的76家书局；后来越出越好，据汪原放的统计，新青年销量最多时“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”（汪原放：回忆亚东图书馆）。陈独秀因为新青年杂志的成功，也成了“极负盛名”（毛泽东语）的人物，一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。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就在此时，蔡元培正式出任大学校长，任命当天（1916年12月26日）早上9点，他就跑到陈独秀出差下榻的旅馆与之相晤相谈；同日，蔡元培应信教自由会之邀，在中央公园演讲，陈独秀到会聆听，并以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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