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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在上海

  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段常常被人传颂的佳话。“南陈”是指陈独秀,安徽怀宁人;“北李”名作李大钊,河北乐亭人。更往深处讲,所谓“南陈北李”中的南、北之别,其实不仅是陈、李两人籍贯,更加指向的是他们两人活动主要所在的城市,一处是上海,一处是。是明清的帝都,上海乃各国之租界,城市品格不同,生活氛围迥异,近代中国的“双城记”也是百年回望革命岁月,深入理解时代伟人的另一个绝佳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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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独秀人生事业发展与上海这座通商大埠密切关联。陈独秀一生高光时刻,从1915年9月他创办青年杂志始,至1932年10月被押解南京离沪止,其间除去3年任职大学文科学长外,17年间约有14年在上海度过。从此一简单数据即可见,上海在陈独秀生命中的分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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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赴沪办报初试啼声陈独秀清光绪五年八月廿四日(1879年10月9日)辰时诞于安徽安庆北门后营,前往南京乡试之前,都是在山城小市“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”里度过,学的也不外乎是四书五经。陈独秀1897年,年仅18岁的陈独秀写下了洋洋洒洒7000余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,文章旁征博引,文风气势磅礴,这位少年头脑中之思想早已溢出安庆城,溯着这条“东半球最大之水道”,论及“扬子江口”,谈崇明、谈吴淞、谈川沙,唯独不谈外国租界。其实我们若是细细品读,就会发现言辞之间每每论述长江防务之对象时,所谓“大敌”“外侮”“欧西之铁甲”,无一不与上海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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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年后,江南乡试之旅彻底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轨迹。“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件大事,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,大家仍旧在梦中”,年近花甲的他依然清晰地记得40年前那几天的考试一幕幕荒谬景象:“考头场时,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,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,全身一丝不挂,脚踏一双破鞋,手里捧着试卷,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,走着走着,脑袋左右摇晃着,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,念到最得意处,用力把大腿一拍,跷起大拇指叫道:‘好!今科必中!’”这一幕让陈独秀忘记了科考,足足“看呆了一两个钟头”,由徐州大胖子一人联想到所有考生“这班动物”得了志后,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的悲惨情景,最后不由感叹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!这便是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最大动机。他那时还未曾到过上海,只是“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”。因为南京给陈独秀留下最深刻城市的印象是“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”,他就“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”……(陈独秀:实庵自传)弱冠成年的陈独秀很快就有了亲眼见识上海“城门”的机缘。1898年起,陈独秀多次路经上海,奔赴东北、东渡日本,但究竟有多少次在此中转,停留几日,有何见闻,苦于没有任何史料留存,各种传记、著作鲜有述及。上海的城门其实远不如南京城高大,后来甚至没有了城门,但它的确“热闹”,最终没有像南京那般让陈独秀失望。1903年,陈独秀再次从安徽来到上海,与章士钊、苏曼殊等人一道参与到国民日日报的创办工作中。之前他虽然也多次到过上海,但终究只是匆匆过客,此次办报乃是计划长待的,意义有所不同。国民日日报是在公共租界“昌寿里之僻楼”(据考证为新马路梅福里,今黄河路125弄)出刊的。以前办报与今日大不相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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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章士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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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了方便派报人员发行报纸,各报的馆址所在地或印刷发行点总相对集中在某一城区。考察维新时期上海新刊的报纸活动,我们就会发现,相当数量的报馆都集中在新马路及其附近。那里不仅有国民日日报,还有大名鼎鼎的时务报农学报集成报等十几家报馆。他们还是一群年轻人,上海租界物价不低,生活显得十分穷困。章士钊事后回忆道:两人蛰居,对掌辞笔,足不出户,兴居无节,头面不洗,衣敝无以易,并也不浣。一日晨起,愚见其黑色袒衣,白物星星,密不可计。愚骇然曰:“仲甫(陈独秀,字仲甫),是何物耶?”独秀徐徐自视,平然答曰:“虱耳。”其苦行类如此。(孤桐:吴敬梁启超陈独秀,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)当时正值“苏报案”事件尾声,国民日日报确为接替已被查封的苏报而创办,咸称为“苏报第二”,但细读来,这张新报纸的语调还是“舒缓”得多了,所刊的文字有时论、学术、思想介绍,以及中外、地方新闻等。因为文章作者都是匿名的,我们很难确认哪篇文章是陈独秀本人的手笔。国民日日报经营得并不成功,仅3个月又25天即告停刊了。创业失败的陈独秀不得不离开上海,回到老家,不甘心的他又张罗主办起了安徽俗话报。办此报之目的,用陈独秀自己的话来讲,“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”,“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,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,看了这‘俗话报’,也可以长点见识”(开办〈安徽俗话报〉的缘故,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期)。由此可见,陈独秀此时启蒙意愿之浓烈,而启蒙对象之有教无类。但因为俗话报社所在的芜湖并没有印刷厂,陈独秀不得不把编辑好的稿子寄往上海,由与他相熟的东大陆书局印刷,印好以后再寄回。安徽俗话报就这样办了不及两年,陈独秀突然选择“一定要教书去了”,也就自动停刊了。(汪原放:回忆亚东图书馆,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)其间,陈独秀曾又回过一次上海,这次来沪经历与此前迥然不同。1904年秋,他得章士钊之邀,参加了“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”(一称“爱国协会”),其目的为“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,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”。约莫一个月时间里,陈独秀日复一日地与杨笃生等革命党人一起试制炸弹。此时他还与“常来试验室练习”的蔡元培聚谈,从此两人结下深谊。天不遂人愿事十有八九,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,加之革命党人万福华在沪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事败,暗杀团机关被查抄,计划被终止,革命党人星散。(陈独秀: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;蔡元培:我在教育界的经验)创办新青年声名鹊起12年后,陈独秀37岁,中国已经没有了皇帝,但政治的局面似乎更坏了。中华民国徒有其表,尊孔复古的思潮在中国大地沉渣泛起,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鸣锣开道。陈独秀历经了“二次革命”的生死,逃亡日本,于此时再次回国,租住在了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(据考证为今太仓路119弄)。上海法租界当时刚刚扩充界址到此,原来是一大片农田的土地突然有了商业价值,房价要比法租界旧区与公共租界低廉许多,中外商贾纷至沓来,竞相“永租”建房,出租牟利,卢家湾一带的房地产业就这么兴旺起来。陈独秀所租住的吉益里,也是那批刚刚造好不及1年的一楼一底、砖木结构的里弄房子。他与阔别一年之久“忽咳血”的妻子高君曼重聚,住在21号里,一同居住的还有三个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、陈松年和大女儿陈玉莹。上海居,大不易,陈独秀的家庭负担不可谓不重,因陈延年常与他闹纠纷,家庭生活也谈不上和睦,但更让他痛心疾首的还是这个国家的持续沉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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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独秀认为,救中国、建共和,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,而要改变思想,须办杂志。他放弃安徽舒适的生活,再次选择在上海“蜗居”,心里是有着创办一个大型出版公司兼营杂志的一揽子规划的。这个事业似乎只有在上海才能完成。此时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,全国出版业的80%以上集中在这里,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,从著书、编书到印刷、发行,都相当齐备,具有其他城市无法匹敌的优势。抵达上海的第二天,陈独秀就投身于这项工作,陆续与一些同乡、好友进行商量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,这一宏大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,但出版一本杂志作为计划一部分得以先行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一揽子远期目标,1915年,群益书社才会在并无赚钱胜算的情况下,慨然投入每月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来出版青年杂志,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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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青年杂志创刊号当时上海市面上能看到期刊、报纸数不胜数,从中脱颖而出,决非一件简单的事。至于青年杂志为何不合常理,很快更名,据云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看到青年杂志出版,来信投诉,认为“群益(书社)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(周报)名字雷同,应该及早更名,省得犯冒名的错误。想不到‘因祸得福’,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”(汪原放:回忆亚东图书馆)。上海的法租界虽然秉承“出版自由”的价值,但也并非绝对安全的飞地。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新闻法明文规定:任何新闻工作者触犯了“国家安全”“社会道德”和“社会福利”都将被视为罪犯。杂志初创的第一年里,陈独秀非常小心地不直接涉及政治运动,甚至连反儒家思想运动也暂不开始,而是集中精力召唤中国青年来注意西方进步的新思想。这本启蒙杂志不再有教无类,目标读者群体是非常明确的。在首期敬告青年一文中,陈独秀解释了“新青年”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。青年是社会里最富生命力的成员,因而在社会现象中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。他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是“自主而非奴隶的、进步而非保守的、进取而非退隐的、世界而非锁国的、实利而非虚文的、科学而非想象的”(敬告青年,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)。以后数年中,陈独秀一人于上海所办的新青年,号召“民主”“科学”“反孔”和“文学革命”,以欧家尤其是法国为模范,以期使得沉落的中国能够民族复兴,快步迈向一个现代化的强国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初,即十分自信认为“只要十年、八年的功夫,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”,不承想成功来得比他预想的更快,青年杂志最初每期只印1000本;从第1卷第2号开始列出“各埠代派处”,计有49个省市的76家书局;后来越出越好,据汪原放的统计,新青年销量最多时“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”(汪原放:回忆亚东图书馆)。陈独秀因为新青年杂志的成功,也成了“极负盛名”(毛泽东语)的人物,一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。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就在此时,蔡元培正式出任大学校长,任命当天(1916年12月26日)早上9点,他就跑到陈独秀出差下榻的旅馆与之相晤相谈;同日,蔡元培应信教自由会之邀,在中央公园演讲,陈独秀到会聆听,并以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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